由重慶上萬應屆高中畢業(yè)生放棄高考而引發(fā)的“新讀書無用論”的激辯尚未消停，在“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文化界又將讀書置換進國際大環(huán)境，呼吁閱讀是提升民族素質之精要。誠然，這兩種不同語境下的“讀書”，意義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倘若國人對讀書之于自身的意義尚存疑義，又如何寄希望于以讀書改變民族命運？

　　2008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的圖書閱讀率已從1999年的60.4%下降至2007年的34%。2007年，中國人均購書量不足5本，且其中八成是課本教材。國人讀書量的連年下滑已成不爭的事實，但其背后的根本動因在哪里？

　　網(wǎng)絡閱讀率的逐年攀升，否定了現(xiàn)代生活的緊張使民眾“無暇閱讀”的假定；新媒體的興起對大眾關注點的分散，以及出版物質量的良莠不齊亦只能是“外因”。究其根本，或許仍在我們讀書目的的扭曲——“功利性閱讀”。

　　早在上世紀初就有學者斥責功利性閱讀，“借讀書之名，取利祿之實，皆非讀書本旨”。在功利心的主導下，讀書并非因為“開卷有益”，而是汲汲于“經(jīng)世致用”，為稻粱謀。如此，在當前的經(jīng)濟形勢下，讀了書仍找不到工作的畢業(yè)生及其家長轉而投身“讀書無用”的偏激思潮中似乎便不難理解了。

　　與幾十年前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相比，如今生發(fā)的“新讀書無用論”同樣令人心生寒意。讀書究竟有何用？

　　“學而優(yōu)則仕”是不少中國文人自古抱定的信念，讀書不僅為“修身”、“齊家”，更為了“治國”、“平天下”。這種思想的產(chǎn)生與中國古代的文人治國理念緊密相關。科舉制度在墮入八股沉疴之前，的確起著鼓勵人讀書的重要作用，然而也給不少人的“讀書”壓上了功利的重擔。

　　受著“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鼓舞，我們的老師才會沒收學生的“閑書”。相比于沉重的課業(yè)，我們倡導的讀書是有界限的——僅限于教科書與教輔書。然而正是這種讀書模式抹殺了人們真正的閱讀興趣，造就了功利性閱讀與碎片化閱讀。學生時代，我們從課本中讀到的大部分是原著的片段一隅；而到了需要獨立做學問、搞研究時，也只是習慣性地搜索出最為“切題”的碎片加以引用。如此循環(huán)往復，閱讀只能淪為“謀利祿”的工具而失其真味。

　　“腹有詩書氣自華”，學富五車不是為了談話時引經(jīng)據(jù)典賣弄才學，也不是為了換得一紙文憑作利祿捷徑，而是看重其對個人心靈的陶冶，如朱熹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書籍是一泓浸潤人心的清泉，唯有潺潺不絕方能給人以精神的動力與養(yǎng)料，使人心胸豁達、目光高遠，成為一個豐富的人。

　　剔除閱讀背后的雜念，使讀書成為一種心靈的需要、精神的渴求。五柳先生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行雖未至，心向往之。(何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