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學家、中科院院士趙國屏的“改革開放30年”

　　30歲那年，是他的人生轉折點。改革開放的大潮，將正在農(nóng)村插隊、當著大隊書記的趙國屏，帶入了正規(guī)的生命科學研究的大海。從此，他的人生軌跡，與中國生命科學的發(fā)展軌跡緊緊交織在了一起。

　　從考取復旦大學生物系、通過CUSBEA計劃赴美求學，到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首任副院長，再到就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和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正好“花甲”的趙國屏最為欣慰的是，自己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并且做成了。

　　“設計人生”，對80后年輕人熱衷的這個詞匯，趙國屏說：“我們這代人，從來沒想到過設計自己的人生。我們只是結合自身的能力和興趣，不斷地去適應國家需求，為社會發(fā)展服務，為人民服務�！�

　　三十而立：“做農(nóng)民做不到的事情” 高考被復旦生物系錄取

　　1969年，20歲的趙國屏離開上海的家，去安徽蒙城插隊，帶著一種輕松感。

　　他的父親趙祖康，是中國公路泰斗，國民黨政權最后一位上海市代理市長(1949年后歷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規(guī)劃建筑管理局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去蒙城農(nóng)村，他不僅擺脫了周遭歧視的目光，還可以滿足搞生物研究的愿望。

　　“中學時看到《科學畫報》上有篇介紹DNA雙螺旋的文章，感覺生命太神奇了。從此，我就下決心要考北大，學生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上大學的夢�！壁w國屏那時的想法很單純，經(jīng)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他，感到糧食太重要了，“我小時候自己做過嫁接育種，我也崇拜電影《艷陽天》里帶領農(nóng)民生產(chǎn)自救的肖長春，那時我真是想去改造農(nóng)村”。

　　6年后，這個在農(nóng)村經(jīng)歷了各種磨難鍛煉的知青，從城里的“乖孩子”成長為大隊書記。他在為困難戶解決吃飽飯的同時，依然憧憬：“我的大隊，生產(chǎn)水平要與美國相當�！�

　　他領導的大隊專門有個農(nóng)科隊，有幾十畝試驗田，從育種一直做到推廣。建小油坊、辦小工廠，建學校、推行計劃生育。他要把一個淮北的窮村，建成“變江南”的實驗室。而他的未婚妻俞自由，更由知青當上了蒙城縣委副書記，名動一時。

　　1978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了中國。趙國屏的心熱了，但他依然放不下改造農(nóng)村的“實驗”。這時，一位生產(chǎn)隊長對他說：“雖然你現(xiàn)在做得很好，我們也需要你；但是，你應該多學本領，做農(nóng)民做不到的事情。”

　　于是，趙國屏參加了高考，志愿是復旦大學生物系。他被錄取了，分配到微生物專業(yè)。當時班里同學年齡最大的32歲，最小的15歲，他30歲，排在第三。

　　讀書期間，他寫了一封針對農(nóng)村問題的信，得到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的賞識，并得到中央領導批示。此后，他以學生身份成了復旦大學校黨委委員。雖然擔任過從班到系、校的各級學生干部，趙國屏的4年大學生活，始終在刻苦學習、培養(yǎng)研究素質中度過。

　　當趙國屏畢業(yè)的時候，他擔任班長的微生物專業(yè)班被評為上海市三好班級，學校希望他留校，當一個兼做行政工作和教育科研工作的“雙肩挑”干部。

　　又一個選擇放在了他的面前。趙國屏想，要做研究，就要集中力量，踏踏實實，從頭做起；他決定要堅定地走一條漫長的“科班之路”，于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碩士研究生。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擴大派遣留學生。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分子生物學教授吳瑞向中國教育部建議：世界生命科學領域發(fā)展很快，中國要盡快培養(yǎng)這一領域的年輕科技人才。為此，他向美國近百所一流大學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說服它們接收中國留學生，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學聯(lián)合招生項目”(CUSBEA)，從1981年開始實施。趙國屏以他優(yōu)異的成績和英語水準，獲得植生所的推薦，順利通過了CUSBEA的筆試和面試，遠赴美國普度大學，開始了留學之路。

　　“我上大學之后，讀遍了所有專業(yè)課的英語教材，為的是以后做研究有用，但就是沒有學過TOFEL，因為從沒想‘考出國’。但是，CUSBEA給了我真正的機遇。”趙國屏至今感念這一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