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海歸”
“留學”對于很多學子來說，是一段學識提升的經(jīng)歷；而“海歸”，則是每一個有著家國使命感的中國人的終極選擇。
吳有生，這位改革開放后無錫最初的一批“留學海歸人員”，用他的“海歸之路”給我們敘述了一段難忘的人生經(jīng)歷。同時也以他的理想、信念向我們揭示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品與風骨。
需要補充的是這樣一段情節(jié)：
1984年10月，英國倫敦布魯納爾大學，博士論文答辯正在進行中。
“我注意到了，您這兒寫的‘獻給我的’后面是‘祖國’，而不是一個以大寫字母開頭的人名(外國人習慣把親人或父母的獻詞寫在扉頁)，是嗎？”答辯委員會主席雷諾斯教授看著吳有生博士論文扉頁上的一行英文字，親切地問道。
“是的。”
“你打算留在英國嗎？” 另一位答辯委員會成員史密斯博士試探著問。
“不，謝謝。在國內(nèi)，我還有許多沒有做完的研究�！眳怯猩Y貌地回答。
“您的祖國會為您感到驕傲的！”也許是被眼前這名年輕學子的拳拳愛國心深深打動了，雷諾斯教授主動站起來與吳有生握手致意。比紹帕教授和普賴斯教授也對吳有生即將離開深感惋惜。
就在吳有生回國前夕，702所所長顧懋祥收到了比紹帕教授熱情洋溢的來信�！拔覀兗磳⑹怯猩�，而你們卻將重新得到他。當你看到他的論文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這簡直是一篇杰作，它表明吳有生是水彈性力學與船舶力學的一流專家�！�
回國前，吳有生用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買了6個當時在世界上最先進的加速度傳感器，準備回國做實驗用。
這段故事是記者在互聯(lián)網(wǎng)調(diào)閱吳有生的經(jīng)歷時查到的，但當記者向吳院士提及此事時，吳院士表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用舊事重提了。不過，作為采寫這個海歸專題的一個主旨，這個細節(jié)是難以省略的，所以把它仍然貼在這里，由此來見證這位老知識分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A、十一屆三中全會迎來科學春天
1959年，我進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系，當時郭沫若是我們的校長，錢學森任我的系主任，錢先生的為人與治學風格給了我很大影響。今年中科大建校50周年之際，我還專門寫了一篇回憶親受錢學森先生教誨的文章。當時我的很多老師都是解放初放棄國外優(yōu)越的條件，毅然回國的。
1964年我到清華讀研究生，接受了嚴格的訓練。但沒想到畢業(yè)論文研究沒完成，文革就開始了。我的導師杜慶華也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學者，研究生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子。結(jié)果，學業(yè)完全停止，在混亂中過去一年多后，我們就算畢業(yè)離校了。
1968年4月初，我被分配到了位于無錫的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702所)。當時所里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但作為一名剛到單位的新人，我很慶幸沒有卷入。別人抓革命，我就促生產(chǎn)，當時一心就想搞技術(shù)業(yè)務(wù)。在無錫的山坳里做了半年多的研究，到12月我又被安排到當涂丹陽湖農(nóng)場去勞動鍛煉，圍湖造田、種莊稼，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回到無錫，這時我格外珍惜這里的研究條件，在三面環(huán)山、一面朝湖的山坳里做船舶抗水下爆炸研究，研究結(jié)構(gòu)與流體的相互作用。1972年到1976年，我又多次到大西北戈壁灘參加了一系列核效應(yīng)實驗。
1976年我在西北做實驗的時候，傳來了“四人幫”垮臺的消息，當時大家高興的心情就不用提了。文革中，知識分子是再教育對象，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科學論斷，我們感到自己終于“解放”了，確確實實體會到科學的春天真的來了。那種欣喜與激動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根本無法體會的。我始終覺得，從1978年到現(xiàn)在，這30年是決定了我本人命運的30年，搞科技的人可以全心全意地從事自己的所熱愛的事業(yè)，國家也非常重視科技和人才。
也就是從那時起，國家開始選派人才出國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