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不是市井時尚

    國學是精英之學，國學的普及是精英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將國學變成市井時尚。提出這問題并非貶低時尚文化，在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中，很容易發(fā)生追新求異，你唱他和，相染成風的風潮。凡屬時尚的東西，你方演罷，他登場，起落無常，都是短效行為。而國學是中國悠久的文化積淀，傳之數(shù)千年的文化遺產，自有一定的尊嚴，非如此又何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國學教育效果的高低良莠，關鍵在于精英的引導，如今到處盛開國學花，從衣食住行、商品銷售到娛興玩耍，凡是本土的幾乎都要借國學招牌火一把，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招徠顧客。喜耶？憂耶？也許不是兩言三語所能表明的。問題不在民眾怎樣做，而是國學面臨商業(yè)大潮的沖擊，需要研究者呵護，自重，不要隨波逐流。要知道，反對國學復興的，未必傷及國學本身，而將國學時尚化的，卻可能毀壞國學，這要有一定的度，把握好這個度，皆大歡喜，超過底線，卻可能弄巧成拙。

　　時下國學研究者倡導的“漢服運動”就是一例。一些學者主張在奧運會上用深衣作為國服排成方陣出場，以加速漢服的普及，一些大學也紛紛用深衣，舉行成人儀式、畢業(yè)典禮。儀式本是特殊事件的典禮，各取所好，無可厚非。作為國服，那就是常用服，讓幾千年前的深衣穿在現(xiàn)代人的身上，是可行抑不可行？

　　關鍵是深衣值不值得推廣？深衣是先秦的服飾，自唐宋已不流行，在宋代、明代、民國初年都有人提倡深衣。北宋宰相司馬光，早朝時必穿深衣上班，但是上朝是騎馬代步的，這長袍寬袖哪能騎得了馬哩，老先生只得隨身帶著衣包，進宮換上，出宮再換下，如此換上換下，不厭其煩，是為了以身示范，向同僚推廣深衣，明人筆記《謇齋瑣綴錄》記載說，司馬光“一日，問邵康節(jié)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jié)對曰：‘某為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衣�！瘻毓珖@服”。這邵康節(jié)就是邵雍，真不愧為著名思想家，言簡意賅，一句話就說服了司馬光，司馬光也因為從善如流而得到“賢者”的稱譽，此事被后人傳為美談。明代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王艮，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重要代表人，也是深衣的癡迷者，有時他身穿深衣，頭帶五常冠，舉步規(guī)圓矩方，招搖過市，引得“觀者環(huán)繞市道”(《王心齋先生遺集·年譜》)，雖然他學問顯赫，門徒眾多，登高一呼，能煽起思想的旋風，但提倡深衣一事，卻落得行為怪異的談資。有趣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謬種，表示“共和與孔經絕對不能并存”的錢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居然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并發(fā)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會推廣，一時傳為笑談。

　　這三人，以宰相之威望，學者之隆譽，教育司長的權位，推廣深衣，都不能如愿以償！為什么？還是邵雍的一句話說得透徹，這就是：“今人當服今時之衣�！�

　　深衣是何等服裝？這是上古流行的長袍，“深”者意為有深刻的含意，如其形制：長袍，有上衣下裳相連，象征二極；上衣象天為玄色，裳在下為黃色，天地玄黃取之乾坤；上裝用4幅布，喻為四季，下裳有12幅是12個月，這是“法天”；領口是交領，直角相交表示“地道方正”；背有中縫，象征“人道正直”；袖長而廣，伸展如圓規(guī)，是為“天道融和”；腰系大帶，以作權衡；整個造型上寬下收，因為上是陽下是陰。穿著深衣要有五項規(guī)則：即規(guī)、矩、繩、權、衡。這種幅巾縉帶，寬袖大袍，穿在身上，要求行為進退有儀，穩(wěn)重遲緩，以順應天時地勢人和。這樣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衣裝，已成為政治倫理的符號，遠在千年以前，宋明時代的人都不看好，又豈能為現(xiàn)代人所歡迎？所以提倡深衣不過是一場娛己娛人的鬧劇。

　　雖然深衣不可行，但是面對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趨同化，怎樣保留民族特點，卻是時代性的課題。清末民初的服裝改革就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早在戊戍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斷發(fā)易服改元折》，認為辮發(fā)長垂，不利于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不便于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fā)、易服以便“與歐美同俗”，又說：“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边@雖然有些夸大其詞，但把變衣冠作為學習現(xiàn)代文明，革除社會陋習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啟發(fā)民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