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則始終以擁立皇帝的功臣自居，并因此與朝中大臣多有爭吵：“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疏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李清《南渡錄》卷一)

　　姜曰廣等人一直對馬士英耿耿于懷，而馬士英成為他們的上司后不思收斂，不從大局出發(fā)緩和矛盾，而是更加咄咄逼人，如此，兩方面的沖突加劇。等到了馬士英起用阮大鋮后，黨爭加劇，直至水火不容。

　　三

　　弘光政權的內(nèi)訌，不僅在中央政府極為嚴重，而且也出現(xiàn)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軍隊之間�，F(xiàn)在讓我們看看弘光政權的軍隊情況。美國史學家魏斐德在他的專著中有過一個統(tǒng)計：

　　1644年冬季，名義上屬于南明的軍隊超過100萬，是其兵力最盛之時：

　　將領或駐地 兵力

　　高杰 4萬

　　黃得功 3萬

　　劉澤清 3萬

　　左良玉 80萬

　　安慶駐軍(歸鳳陽指揮) 1萬

　　鳳陽駐軍 1萬

　　淮安駐軍 1.5萬

　　黃斌卿 1.8萬

　　李成棟(史可法指揮) 4000

　　吳材駐軍(水陸部隊) 1萬

　　安慶駐軍 5000

　　總計 100.2萬

　　(魏斐德 著 陳蘇鎮(zhèn) 薄小寶等譯《洪業(yè)——清朝開國史》)

　　上述統(tǒng)計中沒有計算劉良佐的軍隊，劉的軍隊與黃得功軍隊相當，應該也在3萬人左右。

　　明朝開國以來，一開始以武將功高權重，及至承平，中央多派文臣節(jié)制武將，使武將地位明顯降低。崇禎亡國前后依然如此。但南明弘光皇帝之即位靠武將而起，又使武將地位迅速提高，成為驕兵悍將。駐扎在江淮間、并對南京起主要保護作用的四支軍隊是高杰、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四部。這四位將領本就桀驁不馴，待擁立新君后，更加居功自傲。

　　且看馬士英是如何與這些人打交道的：“及澤清、得功等來，則益盡其私佞，謹奉之。乃大治具，出女樂侑觴，命其子侍酒，跪起如子侄禮�！�(陳貞慧：《過江七事》)

　　史可法因時勢所逼，也不得不重視并籠絡這四位將帥，他率先為四位將帥請功封賞：“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征取。而四藩即用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為我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杰、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黃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鎮(zhèn)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jiān)察敘�！�(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朝中眾臣也建議：“皇上龍飛應運，實惟總兵官，至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早決大計，擁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錫五等爵，剖符延世�！�(陳貞慧：《過江七事》)如此，四將帥可謂功成名就。但他們并不因此滿足，肆無忌憚地藐視文臣，形成無法化解的矛盾。

　　劉澤清殘忍好殺，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以致對文臣心懷偏見。新朝建立，劉澤清自恃功高，在弘光皇帝面前狂妄地說：“東林奸黨冤誣先皇帝久，近日圖立潞王�！庇终f：“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俟臣殺賊后，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陳貞慧：《過江七事》)他對姜廣曰也懷有敵意，指桑罵槐地對姜說：“要殺盡東林黨人。”

　　黃得功也是如此，不服禮制，甚至對皇帝的詔書也不存敬意。有一次，圣旨下到，黃得功聽著不合己意，不待對方宣讀完，便起來翻倒桌案，罵道：“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

　　其他兩位也是大同小異。

　　朝中文臣見武將如此不知禮儀，從內(nèi)心深處看不起這些武人。黃得功首次上朝時，弘光皇帝以“先生”相稱，姜曰廣心中不悅，散朝后對韓贊周說：“得功，將官也，奈何起而‘先生’之！彼武人何知焉，既悻悻有驕主色，上又損威重以長其跋扈，真所謂臣主俱失也！”這些話傳到黃得功耳中，自然對文臣多一份嫉恨。

　　四鎮(zhèn)互相間也有矛盾，并演變?yōu)槲溲b沖突。而作為首輔的馬士英，則對四鎮(zhèn)一味地忍讓，而且不僅不以此為慮，反而視其為自己得勢的后盾。除四鎮(zhèn)外，另一位高級將領路振飛曾是淮安巡撫，此人很有遠見，但與馬士英有私怨，所以很快被解職。

　　擁有80萬軍兵的左良玉，也與馬士英有著很深的矛盾。因重兵在握，馬士英不敢有所動作。弘光皇帝有意拉攏左良玉，授予其顯赫的名譽。左良玉接受了，但他與馬士英之間的矛盾并不因此有絲毫減弱。等其他外在因素一刺激，這種矛盾勢必激化，成為對弘光政權致命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