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代書院的歷史淵源 朱熹理學影響最甚

　　(福建)泉州古代書院興于唐末，鼎盛于宋，鞏固于元明兩朝。書院在泉州發(fā)展，尤其在“朱子過化”之后，呈現(xiàn)出逐漸鼎盛的態(tài)勢，也哺育了一大批文化名家。歷史上，泉州眾多歷史名家均出自書院。

　　“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圣人?！睊煸陂_元寺的這副對聯(lián)正是朱熹所撰，泉州歷代名家輩出，與朱熹推動書院建設息息相關。進入南宋以后，由于理學發(fā)展的影響，也由于朱熹泉州講學的直接推動，加上社會經(jīng)濟進一步發(fā)展尤其印刷業(yè)的進步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泉州的書院迅速興盛起來，陸續(xù)創(chuàng)辦了十一所書院，幾乎遍及泉屬各縣，書院制度亦隨之確立，并從此成為泉州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時和后世都產(chǎn)生了頗為深遠的影響。

　　日前，記者采訪了泉州師范學院原院長陳篤彬、泉州師院圖書館館長蘇黎明、泉州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戴冠青等專家學者，講述朱熹與泉州書院的歷史淵源。

　　朱子學說在泉州發(fā)揚光大

　　朱熹是宋代理學大家，也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繼孔子之后最有影響的教育實踐家和理論家，開啟中國封建社會七百余年教育路徑。朱熹字元晦，號晦庵，祖籍江西婺源，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生于尤溪，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卒于建陽縣的考亭，年七十一歲。他的一生中除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任職四年多外，其余六十幾年都在福建各地學習、著述、講學、從政。因此，朱熹學說又被稱為“閩學”，其學派被稱為考亭學派。他一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四十日”(黃干《朱子行狀》)，大部分時間從事講學和著述活動，始終不曾放棄教育活動。朱熹一生的教育活動中，創(chuàng)建書院及其講學乃是最主要的內(nèi)容。他積極倡辦書院，親自創(chuàng)辦和興復了多所書院，如創(chuàng)辦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后來改為考亭書院的竹林精舍，興復了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

　　朱熹與泉州的關系非同一般。泉州既是朱熹青年時代的初仕之地，又是他一生多次來過的地方。朱熹幼年時就曾隨父親朱松來過泉州安海鎮(zhèn)，青年時在泉州同安縣任主簿五年，即紹興二十三年至紹興二十七年(1153年—1157年)，五十四歲時重游泉州，六十一歲知漳州時又曾到泉州。在這個過程中，朱熹或因探親，或因公務，或因訪友，足跡遍及泉州郡治及泉屬的同安、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縣，講學、辦學，訪禪問道，游覽山川，對泉州人事、山川、風物的吟詠唱和詩達一百多首，留下的楹聯(lián)和題刻不勝枚舉。

　　朱熹在泉州積極辦學和講學活動，影響了一大批人，使朱子學說在泉州播下種子，使“閩學”在泉州有了深厚的基礎。清人陳科捷曾說：“吾泉務實學，自歐陽四門以后，至宋為朱子過化之地，淵源所漸，浸與伊洛比盛?！?《陳紫峰先生文集·科捷序》)這里的歐陽四門即歐陽詹，朱子即朱熹。朱熹與泉州結下的不解之緣，使泉州出現(xiàn)了一大批朱子門人，其中較著名的有“紫陽始教之高第”許升、“有志于紫陽之學”的邱葵、“得紫陽道學之傳”的呂大奎、“明敏有余少持重”的王力行等人。據(jù)《泉州府志》載，學有所成的朱子門人尚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黃謙，晉江人林巒、楊履正、楊至，惠安人劉鏡等。大批朱子門人活躍于泉州各地，積極傳播朱子學說。自此而后，泉州理學大興，儒林士子多出其門，所謂“自宋迄明，理學經(jīng)濟為本”，正反映出朱熹“過化”對泉州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從朱熹在泉州的整個活動看，從事與教育有關的活動乃是重要的內(nèi)容。任職同安期間，朱熹在教育方面就已有所建樹。他修建同安縣學，在縣學大成閣后建尊經(jīng)閣，并于明倫堂之左建教思堂。他親自講學，經(jīng)常與縣學諸生往返，講說圣賢修己治人之道，并寫了《同安縣諭學者》一文?！度莞尽っ隆氛f朱熹在同安任職“以教育為先……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眾。”期間，他還多次到金門勸學采風，使當?shù)刂饾u形成向學之風。同安縣至今還保存不少朱熹當年從事教育勸學活動的碑刻遺跡，如縣博物館所收朱熹手書的“青云路”石碑便是他勸學的歷史寫照。

　　這期間，朱熹又曾利用在府治等批書的機會，在府治的不二祠、資壽寺講學?！安欢簟痹瓰榧o念唐歐陽詹而建。朱熹對泉州先賢歐陽詹推崇備至，在此種竹建亭，講學其中，自題曰“小山叢竹”，并對此地進行踏勘，認為是清源山“龍首之脈”的“風水寶地”。晉江安海也是朱熹多次講學的地方。紹興初，朱熹的父親朱松任石井鎮(zhèn)(今安海鎮(zhèn))監(jiān)稅。朱熹任職同安時，屢次到安海尋訪父親遺跡舊事，“見其老幼義理詳悉，遂與論談，士因益勤于學。”(《安海志·學?！?由于朱熹“與安海耆老俊士論經(jīng)說義”，“厥后集千圣之大成”，安海也因此有“閩學開宗”地之譽。泉州孔廟明倫堂舊有一楹聯(lián)云：“圣域津梁，理學淵源開石井；海濱鄒魯，詩書弦誦遍桐城?！蹦习病蚕彩侵祆鋵掖沃v學之地。朱熹曾多次到南安石井的楊林書院講學，四方學士來訪求教者絡繹不絕。楊子山上還留下“活源”、“仙苑”等朱熹的題刻。朱熹還多次到南安邑治豐州的“九日山書院”，在此與南安名士傅自得、永春名士陳知柔一起講學授徒，并與兩人結為摯友，或共同探究經(jīng)學奧秘，辨析注疏真?zhèn)?，或游賞山川勝景，吟詩唱和。陳知柔死后，朱熹為其所寫的祭文說兩人曾“談經(jīng)論義，篇什間作，晝夜不休，相與追游蓮花、九日、涼峰、鳳凰、云臺之間，晝則聯(lián)車，夜則對榻……公于諸經(jīng)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后不復遂此愿矣。”(《泉州府志·宋列傳》)可見關系非同一般。此外，朱熹與南安人蔡和、楊景陸、黃謙、諸葛廷材、李亢宗等均有往來。

　　朱熹泉州倡學及其講學活動，直接推動了南宋時期泉州書院的興盛。朱熹為使理學成為一種能深入持久發(fā)展下去的學術思潮，在泉州亦積極倡辦書院講學，把這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和新興的理學思潮結合起來。南宋泉州相繼創(chuàng)建的幾所書院，幾乎都與朱熹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或是朱熹親自創(chuàng)建的，如九日山書院和小山叢竹書院；或是朱熹講過學的地方，如石井書院和楊林書院；或是為紀念朱熹而創(chuàng)建的，如文公書院。而且，朱熹設計的書院制度，對南宋泉州書院制度的建立，以及對南宋以后歷代泉州書院制度，均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私人書院應運而生

　　北宋王朝建立后，于慶歷之后先后發(fā)起了三次大規(guī)模的興學運動，極力振興官學。但到南宋時期，從朝廷到地方政府都轉而對書院采取支持的政策，官方的支持使私人講學的書院應運而生，日益發(fā)達，幾乎取代官學而成為當時的主要教育機關。

　　官學的困頓是朱熹積極倡辦書院的動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朱熹當時深感官學的衰落，科舉腐敗，不能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想以書院補救官學的不足，糾正科舉的弊病。他在《學校貢舉私議》中尖銳地批判了官學，指出官學已“為聲利之場”，“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曾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彼凇栋茁苟磿航沂尽分性疲骸办涓`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圣人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jīng)，有志于士，固當熟讀沉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guī)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guī)，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這些話清楚地表明了朱熹強烈反對“務記覽，為辭章，釣聲名，取利祿”的風氣，主張樹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學風。他極力倡辦書院就是希望把書院辦成確有“德行道藝之實”的教育機關，為封建社會造就合用的統(tǒng)治人才。

　　另一個動因是朱熹受到佛教禪林的刺激和影響，想以書院為基礎發(fā)展儒學，宣揚理學。朱熹極力倡辦書院亦是出于這一動機。他在廬山興復白鹿洞書院，請皇帝為書院題額及賜書的奏折中說：“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shù)，兵亂之余，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雖本郡已有郡學，足以養(yǎng)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圣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nèi)觀寺鐘鼓相聞，談空說幻，未有慶其多者，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闊，合郡以縣，僅有三所，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朱文公文文集》卷二十)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政府只重佛老，關心寺廟，而尊儒不力，忽視書院的不滿，委婉地提出了批評。朱熹不僅積極倡辦書院，而且親自在書院講學，在長期的講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為古代書院制度的發(fā)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而朱熹在泉州的講學和辦學活動，不僅直接推動了南宋泉州書院的興盛，而且對古代泉州書院制度的確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確立理學的歷史地位

　　傳統(tǒng)私學的繁榮總是因為它和一種新興的學術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如先秦私學是與春秋戰(zhàn)國的諸子百家聯(lián)系在一起的，漢代精舍又是與經(jīng)學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的。書院既然是私學發(fā)展到高級階段的產(chǎn)物，它應該而且必然會與一種新興的學術思潮、更高層次的思想文化結合起來，這樣，它才會有獨立的存在價值和蓬勃的生命力。

　　事實上，南宋時期這種更高層次的民族文化、學術思潮已經(jīng)形成，它就是理學。南宋泉州書院發(fā)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理學的發(fā)展促成的。有了理學的發(fā)展，才促成了書院的發(fā)達。所謂理學，就是宋代一些儒家學者提倡的“義理之學”。他們反對漢唐以來的儒家只注重經(jīng)學的訓詁、箋注，而主張為學要能明心養(yǎng)性，講明義理。他們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所以為學應以正心、誠意、修身為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因此，他們特別推崇《易經(jīng)》、《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幾部儒家經(jīng)典。朱熹專門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經(jīng)作注，合稱《四書集注》，是南宋時期書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后又逐漸成為各級學校及科舉考試的法定教科書。

　　學術總是和教育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歷史上任何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發(fā)展、深入，都和某種教育組織、教育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理學作為一種倡導復興儒家倫理主義文化價值的學術思潮，尤其是這樣。因為教育既是這種學術思潮得以廣泛傳播的外在要求，又是其學術思想內(nèi)容重道德教化的內(nèi)在要求。南宋儒家學者分為不同學派，但他們都以傳孔子之道自命，以維護道統(tǒng)為己任，所以理學又稱為道學。南宋理學分為三大學派，即朱熹學派、呂祖謙學派、陸九淵學派，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他們都積極創(chuàng)辦作為私學的書院，積極進行講學活動，如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陸九淵在應天山精舍和象山書院講學；呂祖謙在麗澤書院主講。從教育宗旨、教育內(nèi)容和教育方法上來看，作為私學的書院都明顯優(yōu)于地方官學。官學是奉朝廷的詔令而建的，故而在培養(yǎng)目標、教學內(nèi)容、組織管理等幾個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封建政府行政上的制約。而作為私學的書院，在教育宗旨上，可以按照自己的人才理想去塑造受教育者；在教育內(nèi)容上，可以不受詔旨的限制而傳習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內(nèi)容；在教學方法上，可以采取自由對話、問難論辯等多種教學形式。因此，他們都以書院為陣地來宣傳其學術思想，實現(xiàn)其教育目標，由此推動了書院的發(fā)展。就南宋泉州書院的興盛而言，則朱熹理學的影響最大且最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