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回國三年后選擇離開 背后“故事”耐人尋味
編者按
拿到海外名校博士學位后，朱利安(化名)回到上海，任教于一所高校。但當了3年“青椒”后，朱利安最近決定：離職。他打算再次漂洋過海，到海外的高?！盎貭t”，鉆研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打點行裝之際，朱利安抽空“碼字”，給本報編輯部發(fā)來郵件，述說離職背后的“故事”。文中字里行間雖有吐槽的意味，但也多少投射出一位年輕海歸在回國任教過程中遇到的困惑，他提出的有些問題甚至堪稱“尖銳”。
眼下，新一輪高校綜合改革正在推進之中，如何優(yōu)化學術環(huán)境，讓老師們安心治學，是這一輪改革的看點。
一轉眼，我博士畢業(yè)回國工作已經三年了。時間相當于做個博士，但是到目前為止，取得的成績很難使自己滿意。作為一名“海歸”博士，回國之初確實受到過幾所高校的禮遇和厚待。平心而論，目前獲得的待遇已比同輩的大多數(shù)教員高出一些，但是心里總是覺得，似乎缺了些什么。
在我回國時，就有前輩告誡，“海歸”到本土高校任教，缺乏學術背景和人脈關系是一塊短板。起初我并沒有當真，直到后來才深切體會，從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研究，國內的學緣確實非常重要。有時候，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基金項目申請，年輕的“海歸”會比所謂的“土鱉”表現(xiàn)出更多的不適應。沒有削足適履的文本修改，不把申請表調整成“人見人愛”的藝術作品，想要成功申請到基金，真的很難。而是否拿到基金，又和職稱掛鉤。
和“土鱉”相比，我從來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填表”訓練，在外學習的時候也從來不知道申請研究經費竟然可以決定對一個學者的研究能力的評價，很多時候被基金申請搞得“氣喘噓噓”。靜心看書的時間，不得不讓位于填表——經常忙于表格的美化，找錯別字，設計流程圖。有一次我初略一算，大概20%的時間都花在了對付表格上，這真把我嚇了一跳！
有人說，成為大學教員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拒絕很多你認為不必要做的事。但實際情況卻是，和基金申請一樣，有些事如果你不做，就會直接影響你的前途，除非你想一直保持原狀。眼下，全國高校都在狠刮“國際化”風潮，上一代的學者們“運籌帷幄”，而我們這些在海外讀過幾年書、英語水平相對比較好的海歸，理所當然成為了“執(zhí)行者”。做好了，應該；做壞了，水貨。我還有60%的時間，就花在應付各種學校和學院的“差事”以及人際打點上。這樣一來，自己研究的時間真是所剩無幾。
每想到這一茬，我心里就非常緊張。眾所周知，很多海歸和我一樣，回國任教之所以比本土學者有稍高一些的待遇，是因為我們承擔著更嚴苛的科研考核。說得直接一些，就是海歸學者背負著更多的論文發(fā)表“重任”。但因為海歸們沒有國內的學緣，發(fā)表中文期刊在起步時有劣勢，所以大多數(shù)人只能卯足了勁頭發(fā)外文期刊。我工作的單位還挺認可外文期刊的，但真的不知道那些在本土化色彩較強的院校任職的海歸們是否能夠愉快地起步，得到必要的認可。
還有一點不得不說的就是待遇?，F(xiàn)在的高校里，人才計劃真是“眼花繚亂”。目前的大致情況是，學校給的“人才計劃”多是在收入上給些增量。
很多人認為，海歸在申請“人才計劃”時有優(yōu)勢、獲得了優(yōu)待。但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所謂的“優(yōu)待”有些言過其實。我國高校教師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是各種補貼構成的。因為基本工資很少，而所謂的“人才計劃”大多是在原本職稱的補貼上做減法的。也就是說，拿了“人才計劃”，原來的補貼就不再享受了。這實際上是“此消彼長”，增量并不大。比如，A老師每月各類非工資收入5000元，但是拿到一個每年號稱補貼20萬元的頂級人才計劃，A老師的收入為20萬減去每年的非工資收入6萬，最后為14萬。拿了這樣的“人才計劃”，同僚都以為你多拿了20萬，也可能受到諸多妒怨，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有時心里難免堵得慌。
年輕教師和教授的收入差距過大，也讓人難以安心學術。以我了解的情況，在經濟條件較好的高校法學院，一位講師一年的收入大約是15萬元左右，但是一位較為資深，且有幾項人才計劃累加的正教授，年收入約50-60萬元。但在美國，從法學院助理教授到教授的收入只有30%-50%的差距。只要想到評教授在國內意味著一塊“誘人的蛋糕”，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再要讓青椒們十年磨一劍，靜下心來做學問，堅持下來的可能只有“怪人”吧。
作為年輕學者，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用不斷的努力來填補學術追求帶來的惶恐?？蓻]有閑暇做自己的學問，又被各種基金、計劃推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還要面對一些土鱉羨妒的眼光……各種因素衡量再三，我只能最后選擇，先到國外去做幾年踏實的研究。我深愛我的祖國和城市，但是仍然覺得現(xiàn)在不是我應該回來的時候。希望我下次回來時，我們的大學可以少一些競爭，多些學術氛圍。學者們也都安心謙和。畢竟，處處充滿競爭的環(huán)境更適合公司而不是高校。(朱利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