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鴨子”撥動中國式焦慮

　　中國媽媽黎銘試圖去弄清一個問題：留學生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真實生活是怎樣的呢？

　　那是1年前，在擁有幾千名成員的“南外家長QQ群”，家長們都在分享同一種不安：他們的子女都畢業(yè)于南京外國語學校這所名牌中學，每年少說也有兩三百人浩浩蕩蕩地奔英赴美留學，所有人都想知道，孩子在國外究竟過的怎么樣？

　　黎銘自己的兒子正在美國念高中。毫無意外地，這位“家長中的活動家”攬下了這份“工作”。此后，她用180天的時間，走訪了24所名校，接觸了130多位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留學世界”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年代：與容閎畢業(yè)于耶魯大學、成為第一位留美中國學生的1854年不同，也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向美國派出首批52名留學生的1978年不同。

　　在全球的校園里，中國面孔已不再是少數(shù)派。中國在過去幾年取代印度，成為在美國際學生的最大生源國，占了大約三分之一。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編寫的《中國留學發(fā)展報告(2015)》顯示，21世紀的頭15年，中國留學人員年均增長率接近22%。

　　與最早的留美中國學生“弱國子民”心態(tài)迥異，作為首位在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上演講的大陸學生，28歲的何江，在前不久引人矚目的演講中，強調(diào)了“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感”，表示哈佛教會自己“勇于立志改變世界”。

　　像黎銘這樣的家長親身參與的一個改變是，越來越多中國家庭放棄國內(nèi)教育，將孩子送到國外去讀中學或本科。2015年，在美的中國學生中有41%是本科生，39.6%是研究生——在研究生占了絕對多數(shù)的十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

　　美國助理國務卿埃文·瑞安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中產(chǎn)階層關(guān)心子女的教育。中國人希望在21世紀具有競爭力?！?/p>

　　現(xiàn)在，黎銘試圖通過實地走訪，來了解中國孩子的生活。她發(fā)現(xiàn)：“每個留學生和他們在大洋彼岸的父母，都有著自己的不適和焦慮。”

　　美國學生圈總在說離自己很遙遠的政治和文體活動，她只能回到中國學生圈，可那里像極了國內(nèi)的家長群，天天說排名論成績，讓人“喘不過氣來”

　　回國后，黎銘將自己記錄的近百個孩子的故事集結(jié)成《聽說》一書，希望分享給那些為留學做準備的家庭。在她的尋訪對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掙回了學費和尊嚴”；也有人努力融入當?shù)丨h(huán)境卻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再回到“中國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學得了抑郁癥。

　　她看到，計算成績的GPA像是留學生頭上的“緊箍”，而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就像起源于斯坦福大學那個著名的說法，“斯坦福鴨子綜合征”——表面悠閑，鴨掌卻在水下劃得飛快。

　　焦慮，這是黎銘見到宋希玥時，最直觀的感受。

　　這個在斯沃斯莫爾學院就讀的姑娘直言不諱地說，自己不喜歡這所全美頂尖的文理學院、更不喜歡自己的狀態(tài)，“感覺就像是加強版的中國高考生，每天就是學習、學習，還是學習；話題就是拿A、拿A，還是拿A?！?/p>

　　為了畢業(yè)留美，讓留學“有價值”，這個姑娘選擇了并不喜歡的經(jīng)濟學專業(yè)，每天埋頭和數(shù)學課、經(jīng)濟課作“斗爭”。“再堅持一下，或許就是海闊天空了?！?/p>

　　她已經(jīng)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剛來美國時，她曾努力和美國同學交朋友，可新鮮感一過，美國學生圈總在談論離自己很遙遠的政治和文體活動，她卻感到學業(yè)壓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別了美劇、俱樂部，重新回到中國學生圈。

　　可那里像極了國內(nèi)的家長群，天天說排名論成績，讓人“喘不過氣來”。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學，一個中國留學生談起這個話題卻笑了。他問黎銘，自己所在的計算機學院作業(yè)這么多、壓力這么大，自殺率卻很低，為什么呢？

　　“因為都在趕作業(yè)，沒空自殺。”男生冷冷地自問自答。

　　在換掉了40雙襪子，把一件外套整整穿了一個月后，黎銘終于發(fā)現(xiàn)，這不是個例，而是許許多多中國留學生正在經(jīng)歷的真實。

　　一名在斯坦福就讀的女孩告訴她，身邊太多人跟著學校潮流“為了創(chuàng)業(yè)而創(chuàng)業(yè)”，再加上課多時間緊，真正坐下來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太難了；帝國理工學院的王陽為此得了抑郁癥，學業(yè)壓力太大又找不著自己的方向，這個無錫男孩被迫休學一年。

　　焦慮面前，隔著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頻頻爆發(fā)。一名中國媽媽因為某天沒聯(lián)系上在康奈爾大學就讀的女兒，越洋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到最后，女兒的老師、同學都被“騷擾”了一整天，女孩無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緊。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一個中國男孩，面對黎銘有一肚子委屈，他稱自己現(xiàn)在活得壓抑，都是因為被家長管得太嚴，到了國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你爸爸媽媽把你辛辛苦苦送出國，你頭一個想法卻是指責他們。你為什么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黎銘忍不住問。

　　男孩沒有回她。

　　那場不歡而散的談話后，黎銘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訪的多是頂尖名校，“在好學校的孩子尚且壓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點兒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會是怎樣的狀態(tài)？”

　　她后來了解到一個更加難以置信的“留學世界”：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打麻將、購物、旅游，或是參加一場又一場的聚會。前不久因群毆同伴鬧上美國法庭的幾名中國留學生，清一色來自一所較差的私立高中。

　　中國男生小吳高考后來到愛荷華大學，在那個亞裔稀少的校園里，他的同學稱呼他“chink”，這是英文中一個富有種族歧視色彩的侮辱性用語，對象是華人或東亞人。同學用馬克筆把小吳宿舍的貓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門把手。

　　聽著小吳風平浪靜的講述，黎銘心里心疼得緊。

　　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聞發(fā)布會、談判桌前的家長，將問題細化到孩子買了哪些課外書、回家后每個小時都干嘛，以及用過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繼續(xù)聊下去，黎銘才知道，小吳的留學充滿了“隨隨便便的色彩”。因為兒子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學中介隨隨便便就選了學校。他們的算盤打得也很響：孩子在中國沒考好，出國“鍍層金”，回來就能一飛沖天。

　　可直到抵達愛荷華，這個男孩才發(fā)現(xiàn)，那所排名較低、地理偏遠的大學，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學生活”。

　　之后的種種經(jīng)歷，他卻不敢告訴父母。一年人民幣幾十萬元的開支面前，讓小吳決定“報喜不報憂”。

　　這種“表面的和平”維系了兩年，直到小吳“忍無可忍請求轉(zhuǎn)學”。

　　事實上，黎銘發(fā)現(xiàn)很多中國父母喜歡把留學“神化”，以為孩子出去立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鍍一層金。她受邀到許多城市與家長交流，不少三線城市的父母直勾勾地問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來一年能掙幾十萬元？

　　更多的父母則會圍住她，要求給微信號“以便交流”。巡講超過十幾個城市，從一線到三線，黎銘的手機里多了幾十個群和成百上千個微信好友，微信提示音從早響到晚，那是焦慮的父母在尋求建議。

　　杭州的家長問她，“我有沒有美國身份，對孩子申請會不會有影響？”無錫的家長更疑惑，“孩子這么小就送出去，會不會價值觀缺失啊？”成都的家長也有自己的困惑，“國際班這么多，該挑哪個呢？”合肥的家長則直愣愣問留學的性價比怎么樣。

　　這讓黎銘想起了幾年前“南外家長群”的熱鬧。2012年，一群“孩子都考上南外初中部”的家長建立了那個QQ群。

　　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聞發(fā)布會、談判桌前的家長，將問題細化到孩子買了哪些課外書、上了哪些補習班、回家后每個小時都干嘛，以及用過的卷子能不能共享。